人的一生，总有几顿吃得让你历久犹新，终生难忘。

你可能吃过螃蟹，特别在金秋时节。清蒸、姜葱炒，避风塘炒、甚至可以生吃的醉蟹，我都尝过，的确美味！

你吃过蟛蜞吗？什么？蟛蜞，不就是螃蟹一个种属，学名叫做相手蟹的小个子吗？小时候玩是玩过，还抓过几只放在小器皿中养着。小不点没有肉，很腥。但就是这样的蟛蜞我也尝过，味的确美！

这是我念小学时候一位敬爱的老师的手艺，而且是她在特殊年代一次野餐活动中的表演。

1959年9月，我已经升上小学四年级。但是，1959年春节后，广东的副食品供应开始紧张，已经开始过苦日子了，当代历史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一本著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记载，当时，中山大学给著名学者陈寅恪生活补贴，按照国务院文件，加上当时的中南局书记陶铸对陈的特别关心，夫妇两人得到特殊照顾，是一天六两肉，这却是普通老百姓12个人的分量。此后，社会的物质供应更加每况愈下。

三年级的我，不是还吃得饱饱的吗？没错，当年一起在除七害打麻雀的爱国卫生运动中为我制作了一个弹叉的小同学阮如棉，还请过我去他们的“公社”吃过大餐呢。

那是中国人相信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的年代，农村也吃饭不要钱。阮如棉的家在宝贤大街的一头，当时是城乡结合部，有属于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居民。他家是农村户口。

三年级的时候，教唱粤曲的少先队辅导员杨礼贤老师就编了粤曲让我们唱“公社好”：“公社好，公社好（拉腔），公社有无比优越性，优越性（拉腔）；参加集体生活，参加人民公社，无上啊光（拉腔）荣。”还有一段是“食堂好”，是相同的调子，不同的唱词。

阮如棉和我成了好朋友，于是在某个周末说要带我到他的街道吃饭，说随便吃不要钱，让我亲身感受到一次“公社好”和“食堂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宝贤大街就在宝玉直街后面，靠近宝岗体育场，中国足球明星容志行哥仨也就读于宝贤大街小学。容志行在宝岗球场体校踢球，我们看见他在地上等距离摆放十块八块砖头，然后左右开弓，逐一盘过，我们已经敬佩得不得了。

当时的宝岗球场后门和西側以及宝贤大街对开的地方，已经是农田，农户定期栽种各种蔬菜。这里当时叫龙田，是我们放学后乐于玩耍的地方，也是在大炼钢铁时代同学拾废铁的路线之一。

小胖子阮如棉的家在宝贤大街靠近龙田一段，他们村的公共食堂，设在街头的一所很大的房子中。他说，你不要到处走，跟着我就可以了，管食堂的都认得我。

真有“吃饭不要钱”这样的好事？我当然乐于见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尽管我先后已经跟叔公黄其驹、我的保姆孔三到过广东的农村。

（示意图）

“吃饭不要钱的年代”指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政策，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 。

据资料记载，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国迅速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很快，这股风刮到了广东，于是广州郊区也建起了人民公社和与之配套的公共食堂，吃“大锅饭”。

生活集体化，食堂如我家，“大锅饭”是指整个村、公社的人集体到一个地方吃饭，甚至不允许自己在家做饭，无论老人还是小孩，全都在一块，就像现在结婚的吃酒席一样。

（示意图）

我走进食堂，果然热气腾腾，香雾氤氲，充溢着广东美食的诱惑。男女老少，以家庭为单位，围坐在一张张的桌子旁，大快朵颐。我记得是自助餐形式的，我拿着小胖子递来的一个搪瓷的盛器，先装满源源不竭地从厨房送出的白米饭，又特别挑了大肥肉，和阮如棉黏在一个角落饕餮起来。

那天晚上的大肥肉，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为美味的食品之一，这是我难忘的一顿饭，期待着小胖子什么时候再发出邀请。

但是，这样的邀请却没有出现，过了一个星期，又是周末时光，我问阮如棉，还有不要钱的饭吗？他说，食堂已经没有了，又得回家做饭了，而且家里吃的也少了。

这仅仅是一个星期的时光。

事件的缘起、发展和后果，上了年纪经历过的读者都懂了，没有经历过的查查资料也懂了，因此，1959年的形势就不言而喻了，要熬上三年的苦日子了。其实这种苦日子，岂止三年？还有后来的十几年呢！除了肚皮的饿，还有脑袋的糊。但是，生活也有充满阳光的瞬间，偶尔带来一些快意。

海珠区宝玉直街小学的老师，当年我就读的时候叫得上名字的只有三个，加上校长是四个。校长名字叫陈笑鸿，那是因为毕业证书上有她大大的名字，几乎毕业后天天看，印象也就深刻了。一个老师是三年级教粤曲演大戏的杨礼贤，让我在一出小粤剧中演了男一号；一个是六年级毕业班的袁定乔，很有意思的一位中年老师，因为我成绩好特别喜欢我，建议我考广州实验学校的；一个就是四年级的陈建英老师，她曾经让我演少年英雄刘文学，等等。

也有不喜欢或者不那么喜欢的老师，就只记得个姓。

陈老师原来是在艺术学校学雕塑的，用现在的话说很有艺术细胞，或者很有审美能力。她人长得并不漂亮，这是小学生对新老师的第一个印象分。胖胖的，特别是那双金鱼眼成了她外貌的特征，但是对学生非常和气耐心，偶尔能够和我们逗笑，很快就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

她经常上课时候弄些粘土，一边看着我们自习，一边在课堂上揉揉捏捏。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就捏出了一个小人头，然后对同学们打趣说：像谁？有人说“像黄锦鸿”，有人说了另一个男生的名字，有人说头型像谁，五官又像谁等等。她不置可否，又把粘土捏成一团，顺手把脏兮兮的手往一位同学脸上抹了一把。小学生就喜欢这种和老师亲密无间的感觉。

我感觉到，陈老师是喜欢我的，我是四年级的班干部之一，好像比较得宠。她让我演刘文学，把我的作文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也推荐我为庆祝国庆10周年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大门外举行的大游行仪式上向省市首长献花的候选人之一，但是最终我没有被选上。

“我们去探望陈老师。”女孩子最会来这一套，一位女班干提议。于是我们几位积极分子就约好，集体去陈老师的家。

陈老师家在解放路和惠福路交界的一条小巷子中的一座小洋房的二楼，家中摆满了石膏像和各种画作，还有不少画册，像个艺术家的工作室。她爱人不在，我们就到处乱翻那些画册，看到有些不穿衣服的图片就匆匆翻过去。女孩子就和老师聊天。

忽然，陈老师来了兴致，说有时间带我们几个班干去野餐，问我们有没有兴趣。

这还用问吗？

她说很远的啊，要过白鹅潭。

也不远，小学三年级时候我们一帮男孩子，已经私下偷偷溜到越秀山打野战了！那不更远吗？

于是，一个到石围塘五眼桥野餐的小计划形成了，我们都是些班干部，执行能力也是挺强的。

一个星期天六早上，我们几位好学生聚集在堑口码头，带着必要的野餐用具，过江会合了陈老师，一同向西提方向走去，穿过沙面，在黄沙码头乘轮渡过江，到石围塘火车站码头上岸。

外出旅行总是赏心乐事，沿途有看不尽的风景说不完的话。

那时的五眼桥，远不是现在高楼林立的样子。离开铁路走不远，尽是田园风光，越过几片农田，拐到了一条小河旁，小河两旁有树木，还有一座可以遮风挡雨的建筑，但是已经显得有点破败了。

“到了。”陈老师舒了口气。

“到了？不是说五眼桥吗？怎么看不到桥。”我们问。

“桥在那边，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看。”

“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念书的时候常常来这附近写生。”

“你今天为什么不带画夹子？”

“和你们出来野餐，就带吃的。”

原来，陈老师带来了一小袋米，一小罐油，还有盐巴。“今天就吃油盐稀饭，有没有菜，就看你们自己了。来，女同学跟我走走，男同学，到河里抓鱼去！”

我们这才意识到，旁边就是我们在龙田地区常见的小河涌。

在小河涌里抓鱼，男孩子的本事，简单点说就是“戽鱼”。戽鱼，在农村地区很常见，我们在龙田就玩过，就是在小河涌中的一段两头堆上石块树枝泥巴，修筑起类似堤坝的障碍物，拦住河水；然后，用容器把这段的河水舀干，捕捉没有逃出去的鱼虾蟹。水干了，那些小生物就无处遁逃了。

但是，动作要快，配合要协调，否则很容易让鱼儿跑光。

我们带来的准备野餐用的锅碗瓢盆派上了用场。选了一合适的河段，水很快舀干，露出了河床底部的泥巴。但是，收获不是很大，这是戽鱼常有的事情。

陈老师和女生回来了，带回几捆蔬菜，说是跟当地的农民买的。女生们把我们用过的锅碗瓢盆洗干净，用砖块搭上炉灶，找来树叶枯枝，生了火，熬起稀饭。

我们很遗憾抓不到小鱼，但是，陈老师突然看到泥巴中有小动物在动，我们才发现是一只小小的蟛蜞。

“这条河涌有蟛蜞。”陈老师说，“你们看看两旁有没有一个个小洞，用木棍在小洞的后面插下去，看看有没有蟛蜞跑出来？”

于是我们趟着河涌的水一路走过去，果然隔不远处就发现了河床旁的一些小洞，用根树枝往小洞上方猛力一插，就有蟛蜞跑出来，让我们抓个正着。

“好，多抓点，今天就吃蟛蜞饭。”陈老师高兴地说。

“蟛蜞饭，好吃吗？”我疑惑，但是毕竟抓蟛蜞是好玩的事，把战利品送上岸，男生在水中还玩了好久。

稀饭熬好了，青菜煮好了，陈老师把剩下的油倒进锅，把蟛蜞清洗干净，放在锅里，看着蟛蜞变色，油星子也渐渐干了，就继续用火慢慢煎烤，放上点盐，陈老师尝了尝，大概感觉可口，说：“可惜没有胡椒粉。每人两只，不能多了。”

于是我们狼吞虎咽，很快用青菜和炸蟛蜞就着油盐饭，把锅底舔得一干二净。

陈老师没有吃，静静看着我们。

有女生说，以后组织全班同学来一次。陈老师没有说话，好像思考着什么。

这天，我们玩得很痛快，很开心，甚至没有拐到五眼桥那边看看，玩疯了，太累了。

过了很多年，吃的什么滋味早就没印象了，只是觉得好吃，但是，陈老师一边哼着好听的歌曲，一边坐在炉子旁边为我们炸蟛蜞的形象，却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们等着陈老师宣布，什么时候全班同学外出野餐，但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陈老师怀孕了。后来，听说她调到海珠区的另一所小学，我们却再也见不到我们的陈老师了。

不知道后来陈老师去了什么地方，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处境如何；而即使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下，这位陈老师的举动如何评价，会不会挨批？或者成为某种先进的典型？但是，陈老师却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忘不了她指导我们排演刘文学斗地主；忘不了在课堂上称赞我的作文《我愿做一个勘探队员》；忘不了在五眼桥畔和我们一起野餐，为我们操持一切而她却一口也没有吃。

这个蟛蜞宴，是我难忘的一顿。

慢慢地，社会上的食品供应紧张起来，不要说鱼和肉，连日常的粮油也凭票限量了，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年轻人难以想象的。看看今天餐厅玻璃缸中游动着的生猛海鲜河鲜，市场中琳琅满目的水果，上世纪的艰难日子不堪回首。

也许，在广州这样的南方大都市没有听说过发生需要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的个案，但是，市面上出现了美其名为“西施粉”、“双蒸饭”这些替代食品，而宝玉直街小学校园中，居然有了几个养殖小球藻的大缸，是气味很不友好的深绿色的一坨一坨，细细的藻类在飘浮着。

当年的“西施粉”，实际上是用海草加工成粉条的食品，不过对于广东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美食”。“双蒸饭”，就是煮饭经两次甑熟，让水份充分渗透，每斤米可蒸成四斤多的米饭。

街上小食店出售的“西施粉”，唯一的不用粮票的东西，一角钱一大碗。据考证，“西施粉”之名因用海茜所制，茜西同音，因此用了“西施”的美名。海茜乃当时海边常见的一种海草，黄褐色，摸之手感柔软，今称江篱，是人工养殖鲍鱼的好饲料。“西施粉”是黑漆漆的条状物，领教过的过来人称，入口粗糙，难以下咽。

“小球藻”，实际上是一种浮游生物。虽然现在有人称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是一种绿色黄金营养食品”，而且已经有不少精美包装的小球藻制品，但在当时却是在大缸中的人畜尿液培养的猪饲料添加剂，但是，被推广至人类食用的领域，据称可以填饱肚子，且“营养丰富”，还有中央文件为证。

此外，还有各地纷纷推出的食品加工大法，几可编成一本废物利用填饱肚子大全，或替代，或增量，不一而足。

但是，凡此种种将导致营养严重不良，极端的会让人在死亡线上挣扎，轻一点的也造成不少人水肿、肝病等等的发生。

我没有吃过“西施粉”和“小球藻”，家里也没有把饭蒸了又蒸，因彼时家中经济尚可。母亲还养了三十多只鸡，鸡会下蛋，偶尔可以改善生活。一段时间，同丰里19号几乎成了个家庭农场，有鸭子、葵鼠和兔子跟鸡只作伴。但家中也开始吃杂粮了，因为大米已经定量配给，要用芋头、黄豆、薯仔（马铃薯）、番薯和木薯补充了。幸好这些也算食品，换换口味也好。

但是，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家底渐渐掏空，家中的日子开始艰难起来。

约在1961年下半年，广州市面出现了一种叫“高级饼”的点心，有钱就可以买得到，颇受广州市民欢迎。

高级饼，放在今天根本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就是普通的点心。为什么叫高级饼？据说，制作精良一些，使用大量的猪油，而关键是不需粮票购买，但是价钱是用粮票的点心的10倍。

资料显示，1961年1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提出：“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

对少数商品实行高价政策，是从高级糕点、糖果开始的，然后扩大到饭馆、商店等许多方面。

在广州，最便宜的一种“高级饼”叫蝴蝶酥，还有叫做扭酥的，今天广州点心铺也有售。当时大概10元人民币一斤，而其时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也就每月36元左右，广州的俗语“做又36，唔做也36”，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买一斤点心就要了工资的约三分之一强，实在奢侈。那些稍高档一些的品种、如甘露酥等更是稀罕之物。

因为不收粮票，小康人家太饿时也只能买一、二两相当于一件来解馋，增加些油水，也可免得水肿病。

我家附近的荣丰玉糖烟酒商店，就有售高级饼的。高级饼的出现，给孩子带来希望，常常成了我诈长辈的借口。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弄钱就是最大的问题。因此，高级饼高级糖高级餐高级饭，常常只是梦中的祈求。

但是，这样的祈求让无数的香港同胞给满足了，这时候，广东各地邮局出现了很多寄自香港的包裹。在几乎家家户户有港澳关系的广州地区，资本主义的香港亲人及时向社会主义的大陆同胞伸出援手，除了各种日常用品，面粉、面饼、饼干和罐头炼奶成了首选，固体猪油也很抢手。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一罐炼乳上认识荷兰的，因为上面在洋文之外，有中文的炼乳两字，另一面还有红色的汉字：在荷兰制造，这是我当契弟从香港契哥处得到的回报。这种包装，今天已经绝迹，因为罐头上的汉字，显然是当时在提供给殖民地的产品临时加上去的。

一些社会名人，也常常收到香港寄来的食物。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记载：1961年7月，陈寅恪也收到了一张寄至香港的食品邮件包裹单，寄件人署名“陈汗亮”。陈寅恪对该名字没有印象，因来件写着“广州市岭南大学教授陈寅恪收”等字样，历史系派人查阅了原岭南大学文学院历届毕业生名单，也找不到出处。陈寅恪让唐筼（陈寅恪太太——作者注）将包裹单交给历史系中古史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表明拒收这一来历不明的食品。该包裹内有火腿、猪油、面饼、眉豆等食物近20公斤。

艰难的三年熬过去了，虽然经济一直不见得有什么改善，但是，总算“西施粉”、“小球藻”一类绝迹，肚子里有了丁点油水。当时关于“广东三件宝”的说法，就是“医生、司机、猪肉佬”，足见即使如富饶的南粤，很长一段时间仍然要将与“揾食”有关的人物视为生命之宝。医生可以开假单，让工人阶级可以歇一会；而司机和猪肉佬则是副食品的原始来源，有了这原始来源，就可以进行更多的交换。

我没有吃过“西施粉”和“小球藻”，但是后来却尝过可能互为伯仲的“忆苦餐”。

那是我1965年入读“广州第二轻工业学校”之后，那一年到广州郊区一个叫做大淋岗的地方向工农兵学习。大淋岗其时是一个生产队，人口不多，种了很多乌榄树。我们除了帮助干点农活，就是听当地农民忆苦思甜，因为作为学生，必须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其中，有一个节目就是品尝“忆苦餐”。

我们吃的“忆苦餐”是米糠混合着野菜的食品，有几块番薯，不知名的野菜和原本作为鸡饲料的米糠煮熟，没油没盐，用“入口粗糙，难以下咽”形容也不为过。领队的是长征提琴厂的两位可敬的党员师傅，乌榄树下座谈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旧社会穷人吃的，让我们牢记昔日苦难，珍惜今天幸福。我们记住了，可能“西施粉”比这好吃点吧。

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顿。

世界变了，今天的大淋岗和五眼桥，已经非当时的风景了。

（今天的五眼桥）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5年6月26日）